“现在，我书写我的母亲，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。”
——安妮·埃尔诺《一个女人的故事》
母亲节总像一曲关于牺牲与奉献的赞美诗，将母亲供奉在神坛上。然而，正如埃尔诺所写下的那样，越来越多的女儿开始试图“重新让母亲降生”——我们的视线开始从呼吁式的歌颂，慢慢降落到母亲真实的现实处境中。
在这些剖析母亲困境的文本里，“母女关系”成为了一个经常被书写的角度：母女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、互为镜像的纽带，血肉相连，密不可分。其中，意大利电影《还有明天》与中国今年刚上的新片《我，许可》，便是两块极具代表性的切片。
在《还有明天》中，母亲大半生都在暴戾丈夫的拳脚下隐忍苟活。如此逆来顺受的母亲，却为了保护女儿，让女儿不重蹈她的覆辙，偷偷炸掉了女儿的未婚夫家里的财产，破坏了他们的婚姻。而在面对逃离的抉择时，她没有选择个人的远走高飞，而是坚定地走向了迎接女性的选举投票站。全片最击中人心的一幕，是当她发现自己把至关重要的选票落在家里、手足无措时，她的女儿从人群中一把拉住她的手，将那张从家里带出来的选票递到了她掌心。
电影《还有明天》（2023）剧照
如果说《还有明天》是在暴力的父权下结成的母女同盟，那么《我，许可》则更多聚焦在了母女之间的冲突关系上。女儿许可在成年后，试图逃离那个总以落后观念对她进行压制和绑架的母亲。但在不断碰撞甚至试图放弃的过程中，女儿逐渐看清了真相：母亲并非天生如此，而是在成为妻子和母亲后，在长年累月的浑浑噩噩中弄丢了那个最初的自我，从而把内心的枯竭转化为了对女儿的伤害。最终，是女儿的清醒观察与引导，一步步带着母亲从混沌中剥离出来，去修复彼此的裂痕，并找回了属于她自己的生活。
电影《我，许可》（2026）截图
《我，许可》和《还有明天》触及了当代女性叙事中一个翻转：女儿不再仅仅是母职的被动承受者，而是母亲命运的见证者与同盟。这种叙事打破了“母亲永远是保护者”的单一神话，承认了母女之间作为女性共同体的互认与救赎。
但同样是围绕着母女关系展开的埃莱娜·费兰特的小说《暗处的女儿》，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幽暗且复杂的文本。在主流叙事中，一个母亲要获得观众的同情并合理化她的“出走”，她必须具备一个“完美受害者”的身份——遭遇丈夫出轨、家暴、极度重男轻女，或者家庭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。然而，《暗处的女儿》却将一切变成一种暗流涌动：难道女性只有在被极度虐待时，才有资格想要逃离母职吗？
《暗处的女儿》，【意】埃莱娜·费兰特/著 陈英、王彦丁、黄语瞳/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·99读书人，2024年4月版
在这个层面上，小说中的一场沙滩风波，成为了掀开所有隐秘创伤的旋涡。中年大学教授莱达独自在海边度假，她暗中观察着沙滩上一对年轻母女——妮娜和她的小女儿——的互动，这让她陷入了对自身过往的追忆。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场混乱之中：妮娜的女儿突然走失了，莱达在海滩的另一边帮妮娜找回了小女孩，但在交还孩子的那一刻，她却鬼使神差、极其不受控地把小女孩掉落的布娃娃偷偷藏了起来。
她一直没有把娃娃还回去。这个看似荒诞、毫无逻辑的举动，引发了妮娜一家的崩溃，也成为了这场故事蔓延的祸端。为什么一个中年女性要偷走一个小孩的玩偶？这个被藏起来的布娃娃，牵扯出了她心中难以启齿的关于母女关系的创伤。
家庭给莱达带来的从来不是巨大的灾难，而是日常性的精神磨损。两个女儿的发烧、哭闹、对母亲身体的过度依恋，也就是那种强制留在母女共生期的状态，在社会看来是“正常的”；而莱达是一个学者，需要大段专注的、不被打扰的时间。她的丈夫虽然“没做错什么”，但他作为男性，理所当然地拥有不受干扰的特权；莱达作为母亲，却被默认要承担不断打断她的育儿琐事。这种对女性事业和个人时间的慢性吞噬，让一个有精神追求的女性感到灵魂上的死亡。
社会文化允许母亲抱怨“累”，但绝对禁止母亲表达“后悔”。莱达的崩溃，源于她内心真实的感受与社会强加的“母职神话”之间产生了断裂。莱达无法承受这种无法言说的内疚感以及必须伪装成“好母亲”的规训，她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享受做母亲，甚至觉得孩子们像水蛭一样在吸食她的青春和才华。当一个女人发现自己更爱“自我”胜过爱“孩子”时，她于是就成了一个“怪物”。女主角莱达当年的出走，是因为她想要保全自己的事业追求和完整的自我。她主张了一种在道德上极具争议但极其真实的权利：女性同样拥有像男性一样“为了个人事业和自由而自私”的权利。
在这个层面上，费兰特的小说本质上是一部心理寓言。海滩上出现的每一个人，都不是单纯的路人，而是莱达内心不同防御机制、社会规训以及过往创伤的具象化呈现。
孕妇罗莎莉娅与她的丈夫，是“母职宗教”的化身。孕妇那具庞大的、孕育着新生命的身体，在沙滩上就像一个神圣的图腾。他们认为生育是女人至高无上的天职。一开始这对夫妻对莱达表示尊敬，是因为莱达看起来像一个体面的母亲。但当莱达坦白自己曾抛弃女儿时，这种尊敬瞬间变成了极其生理性的厌恶和敌意：社会绝不原谅一个拒绝母职的女人。这对夫妻代表了那种将母亲钉在十字架上的道德审判。
深陷在全天候育儿窒息感中，年轻漂亮却疲惫充满怨恨的母亲妮娜，对莱达而言，既像她的女儿，也是她自己。莱达在妮娜身上看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濒临崩溃、被母职压榨得失去自我的自己。莱达对妮娜的关注像是一种自恋式的心理回溯：她试图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过来人姿态去“拯救”妮娜，甚至帮她掩护偷情。
小说中面目模糊的男性角色们，作为符号代表了让她窒息的不同形式。莱达的前夫代表了“隐性剥削的既得利益者”。他是一个“好人”，不打人不骂人，在妻子出轨时请求她回到家庭，看上去很弱势，但他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妻子放弃事业来抚养孩子的红利。妮娜的出轨对象吉诺代表“虚假的救生圈”。妮娜以为通过和男人偷情就能逃离家庭的窒息，就像当年的莱达以为跟着情人走就能重获自由。而那个庞大家族的男人们，则代表了“暴力的规训”。他们粗俗、霸道，将女性视为家族的生育机器和私有财产。
整部小说就像是莱达在海滩上做的一场清醒的噩梦。这些角色轮番上阵，逼迫她重新审视自己一生中关于剥夺、逃离、内疚和自私的全部伤疤。
当莱达为偷来的娃娃清洗身体时，娃娃体内掉出来的是泥水和令人反胃的肉虫：多么可怖，一个三岁女孩的洋娃娃，肚子里也被塞入了未来的“孩子”。
妮娜和女儿、女儿和布娃娃、布娃娃和它肚子里的虫子，构成了一种层层嵌套的母女结构。这种嵌套结构是一种像命运一样无法逃避的寓言。布娃娃不是单纯的玩具，它是女性对母职的最初排演。小女孩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娃娃，展示了母性是如何从童年开始就被社会文化植入女性基因的。
那个肉虫简直是一种血腥的暗示：当生育的神圣光环被剥掉“伟大、无私、奉献”的滤镜后，怀孕与生育暴露出了在生物学层面的残酷面目——寄生。莱达在清理那个腐烂发臭的娃娃时，是在直视自己因为生育而遭到永久性不可逆破坏的身体和精神。莱达潜意识里想强行切断这种“母女共生”的代际传递，所以她偷走了娃娃，破坏了妮娜母女的生态。
《暗处的女儿》表达了“成为母亲”这件事本身，让莱达感觉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了出路。在这里，母女同盟破裂了。之前提到的电影中，女儿是母亲的救赎者；但在这本小说中，费兰特残忍地指出了现实的另一面——母亲也不是伟大的保护者，而是一个随时想要逃跑的、自私的个体。这两种文本的联系，在于它们描绘了女性觉醒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切面。电影处理的是女性在生存与尊严层面的困境，而《暗处的女儿》处理的则是存在主义层面的危机。
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暗处的女儿》（2021）海报
回到书名《暗处的女儿》，到底谁是“暗处”的女儿呢？
第一层是被遗弃在暗处的亲生女儿。莱达为了事业和自由离家出走三年，她的两个女儿在那个阶段就是被母亲推入黑暗和阴影中的存在。
第二层是被藏在暗处的布娃娃替代品。那个被莱达偷走、藏在公寓阴暗角落里、肚子里流出血肉的娃娃，承载了她对母职的恶心、恐惧和控制欲。
第三层是莱达自己内在的女儿。每一个母亲首先都是一个女儿，小说隐晦地提到了莱达与自己母亲之间令人窒息的关系。莱达内心深处一直藏着那个没有被好好爱过、极度渴望自由却又充满恐惧的自我，这个受伤的内在自我一直被压抑在暗处。
第四层，也是其核心主旨，指向了一种被社会禁言的女性真实心理。社会只允许展示处于明处的母亲，伟大的、无私的、在阳光下微笑着奉献的。费兰特写下的，则是那些被逼退到暗处角落里的东西：母亲对孩子的厌烦、逃离家庭的自私渴望。这些东西太幽微，因此只能永远待在暗处。书名《暗处的女儿》，指的就是这种被社会主流叙事长期压抑、无视甚至妖魔化的真实女性体验。
顺着这层隐秘的心理结构向下深究，便能触及母职在代际传递中的性别分野，以及母女关系的独特性。在传统的结构中，儿子是男性的“他者”，他的命运轨迹不会和母亲重合，母亲不需要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。
母女关系之所以纠缠、爱恨交织，正是因为她们共享了同一具被社会打压的女性肉身。母女互为镜像。母亲比谁都清楚一个女人的来时路，当母女紧密相连时，女儿是母亲身上的血肉。母亲希望女儿独立，却又面临着情感纽带断裂的孤独感；女儿渴望靠近，却又恐惧自己和母亲的生存空间被无限地挤压。这种在独立与纠缠、贴近与远离之间的拉扯，构成了这层关系里沉痛的羁绊。
莱达当初的离开，是为了保全自我而逃生：“我太爱她们了，但这种爱让我无法成为自己。”但三年后她回去了，她说：“比起和她们在一起，我觉得没有她们时，我更没有价值、更绝望。”
莱达原本以为抛弃母亲这个身份就能成为一个完整、自由的女人。但在这三年里，她发现了一个残忍事实：女儿早已长成了她生命结构的一部分。切断与女儿的物理联系，并不能真正成就一个完整的自我。她的回归，是对这种深刻且带着痛感的生命羁绊的新认识。
在这场漫长的自我审视中，莱达不仅是一个逃避的母亲，更是一个带着创伤的女儿。在回忆里，她脑海中不断闪回童年时母亲对她的粗暴言语、不耐烦与严厉的恐吓。她悲哀地察觉到，自己其实正在以当年母亲对待她的方式，对待着自己的两个女儿；而她如今在母职中感到的那种即将被吞噬的窒息与恐惧，也许正是当年她的母亲曾深陷过的恐惧。莱达就像一座充满痛楚的桥梁，兼具着“母亲”与“女儿”的双重身份，将上一代女性的创伤与下一代女性的命运死死地联结在了一起。
在原著的结尾，莱达被发针刺伤后在海滩上昏迷，醒来后和女儿通电话，说：“我死了，但我很好。”她带着身上那个真实的伤口，以一个残缺但真实的个体身份活了下来。她依然觉得做母亲很累，依然有自私的念头，依然是个不完美的母亲，但她坦然接受了自己身上那种既爱着女儿、又渴望远离的永恒矛盾。
她不再强求自己做一个完美的、供人索取的容器，而是接纳了自己作为一个真实女人的千疮百孔，是一个曾经是女儿的母亲。那些由血肉孕育出的撕扯与羁绊，最终都会退回到一个极其本质的底色上：她们终将越过身份的屏障，发现彼此不过是共享着同一种性别宿命的女人。
和解的本质，是双方共同从“神坛”跌落到“同类”。当女儿真正开始独自面对社会结构、职场挤压，或者她自己也面临生育和婚姻抉择的时候，她终于意识到，那个在童年时没有满足自己，甚至伤害过自己的“母亲”，其实不是一个全能的神，而是一个同样被父权制压榨、被母职规训、带着一身伤痕的同类。《还有明天》里，母亲阻挠自己的女儿成婚，正是因为她看穿了一个表面彬彬有礼、家境优渥的男人，将会如何让她的女儿步入作为“妻子”的悲惨循环。而在《我，许可》的结尾处，有一幕如梦似幻的场景：女儿许可在现实与虚幻的交界，看到褪去衰老与疲惫的母亲，变回了那个曾经奔跑着的小女孩。女儿望着那个奔跑的身影，跨越了时空与辈分，衷心对她献上了“成为自己”的祝福。
因此，母女和解的本质在于：它从来不是通过“原谅过错”来完成的，而是通过“共享创伤”来完成的。当女儿看清了母亲作为一个“女人”的局限和痛苦时，看到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河从血脉之中流淌之时，原本在关系中对抗着的母女，才终于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女性同盟。
你是她的来时路，她是你的镜像与余生。就像安妮·埃尔诺写下的那句话：“她身体的一切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。那时我想，长大后我将成为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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